穿白色T恤，扎马尾辫，刘璇抱着厚厚的文件袋，站在咨询台前，同女警官交谈。她笑起来有酒窝，一眼望去，并不像年过三十的母亲。实际上，她已有两个女儿，大的十岁，小的四岁，全都出生在加拿大，入了加拿大国籍。
这是7月23日，刘璇来到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中关村外国人服务大厅，正为小女儿申办中国“绿卡”。文件袋里装满了父母双方的身份材料以及女儿的出生证、护照及签证复印件......不过，她还是不确定是否齐全，也不知每份资料有无纰漏。女警官也拿不准，需要请示领导再通知刘璇。
刘璇在加拿大生活了十余年，拥有“枫叶卡”（加拿大永久居民卡），距离成为加拿大公民，只差一步。她是北京人，独生女，求学出国。到如今，父母年事渐长，需要人陪伴、照顾。两三年前，她便考虑带着女儿一起回国。
女儿是加拿大国籍，回国后，不但出入境等手续繁琐，想在国内上学，也有很多限制，这一直是她和丈夫头疼的事情。
今年3月，刘璇的丈夫从网上得知与中国“绿卡”新政相关的消息后，立马告诉刘璇。3月13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公布，其中提出组建由公安部下辖的国家移民管理局。职能是协调、拟定移民政策；负责外国人停留、居留和永久居留管理；承担移民领域的国际合作等。
刘璇一直都知道这张卡片的存在。但在她的认知中，那是“非常，非常难申请的”。但这次政府机构调整，让她看到一些希望，她毫不犹豫地带着女儿飞回北京。
飞回国内的不只是刘璇，已经移民国外的众多华人，同样被移民管理局的消息吸引了。改革开放后，很多中国人曾想尽办法，通过留学、技术、投资等各种方式，移民国外。现在，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又去到各地出入境管理局，咨询、申办中国“绿卡”，希望能获得在中国的永久居留权。
“有种井喷的感觉”
刘璇是2001年出国的，到现在已经17年。她还记得，刚到加拿大时，大陆移民地位很低，很多香港、台湾地区过去的移民看不起他们。最近几年，情况发生了变化，“近几年，一说中文，好像大家都认为你挺有钱。”
现在，刘璇发现，这些“有钱人”又在返回中国。她有一个朋友，妻子和女儿已经入籍加拿大，他事业在国内，于是一家人长期两地分居。女儿在加拿大上学几年，妻子实在待不下去，拿到身份后，带着女儿又回到中国来上学，现在也在为女儿办中国绿卡。
据刘璇了解，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很多中国人移民国外，主要事业、社会关系都在中国。于是妈妈陪读，爸爸像太空人一样两地飞，“好多陪读妈妈不是特别愿意为了孩子牺牲家庭，或者牺牲自己的事业，入了籍以后，就又回国了。”
“现在，申请最多的就是华人。真正的外国人不多。”某市出入境管理局工作人员李佳欣接受本刊采访时说，之前申请“绿卡”限制很大，能拿到的非常少，新政之后，大大降低了中国“绿卡”的门槛。工资、税收两项达到一定数额，满足居留时限要求等，都可以直接申请。
事实上，早在国家移民管理局成立之前，“绿卡”的政策就在放开。2017年，公安部宣布，在天津、湖北、重庆等自贸区，以及京津冀、广东、四川等省市，推出入境新政，为外籍华人在华居留和永久居留提供更大便利，吸引外国留学生来华创新创业，为长期在华工作人员提供居留便利，为外籍人才提供入境便利等。
据李佳欣介绍，通常，外国人获得中国“绿卡”的方式一般有五类——投资、任职、特殊人才，以及亲属团聚和投靠。此前，利用亲属团聚申请者最多，现在，以拥有博士学位的学者、行业专家、获得政府相关部门推荐的高精尖人才为主，人数与过去相比，“有种井喷的感觉”。
对此，上海费戈曼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合伙人夏凌华颇有同感。费戈曼成立于1951年，全球设有40多家办事处，为170多个国家、地区提供移民咨询服务，早在中国“绿卡”制度建立之初，他们就开始提供相关业务咨询和办理。
“申请中国绿卡的人数一直处于递增趋势。”接受本刊采访时，夏凌华介绍，从2016年起，客户的咨询量跟之前相比涨幅高达40%—50%。今年以来，来公司咨询的华人比例明显增加，占绿卡咨询总数的50%。
当下，海外华人华侨总数超过6000万。约六分之一是改革开放后走出中国的新移民。移民的主要目的地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在《新民潮：中国怎样才能留住人才？》一书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写道，在美华人已经突破400万，其中，近350万加入美国国籍，大部分是高精尖人才。中国一度是世界最大的人才流出国。
随着“人才强国”战略实施，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出台了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来华发展的计划。2008年，国家“千人计划”出台。截至2017年底，已分13批引进7018名海外高层次人才。其中，绝大多数为华人。以2011年7月入选南京“千人计划”的海外专家为例，48人全部为华人、华侨。
今年四月以来，李佳欣便受理了多位外籍华人博士的绿卡申请。接受本刊采访前一周，多数申请已成功获批。在她日常接触的外籍人士中，日本、韩国派驻的外籍人才，一般在中国停留四年便会离开。“欧美人可能会觉得中国适合居住，但很少考虑定居”。
也有一些相对年轻的留学生，他们在国外遭遇排挤、限制。相较之下，会觉得国内的资金充裕，创业的条件也好，政策开放。当地新政出台前，李佳欣曾遇到一对高知夫妇。两人都是博士，以亲属投靠方式申请“绿卡”。材料递交了两三年，“绿卡”却一直没批下来。“他们也不灰心，就不停地交申请，递材料。”最后没办法，正巧碰上其他省市出台出入境新政策，两人从李佳欣那里撤销申请，转投到其他省份。
最大的优势
李佳欣偶尔在网络上回答网友出入境相关的提问。在一条外籍华人博士如何申请中国“绿卡”的帖子下，她提及近期成功受理华人博士绿卡申请的案例，引来不少人咨询。
7月份，在英国工作的王皓，也留言询问绿卡的事情。他已经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而且有机会加入英国国籍。但他一直在犹豫、权衡。他长期关注着中国“绿卡”新政动向。在李佳欣的帖子下留言，他特意询问籍博士申请中国“绿卡”能否在海外办理。
显然，对很多人来说，放弃中国国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绿卡”新政，给很多移民国外的华人，提供了多一种可能性。
刘璇在加拿大接触到很多朋友，要么是保留中国国籍，拿了加拿大绿卡，“像我这样”，刘璇说，要么是直接加入加拿大国籍，再计划拿中国绿卡，“回来以后就没有限制了”。
王辉耀在《国家移民局》一书提到，与此前单纯关心出入境问题不同，如今，环境、生活便利性、社会福利、人文关怀等问题，已经成为外籍人才来华工作关注的新热点。
提及中国“绿卡”的含金量，夏凌华认为，这也是申请绿卡的外籍人中华人比较多的原因。她的客户中除了外籍华人，还有来自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外国人，但他们申请绿卡，主要是为了方便，“这些本身就来自发达国家的外国人，来到中国，对国民待遇问题就不太感兴趣。”
在日本生活22年后，长海博文回到江苏，担任苏州大学特聘教授，同时还在中国铝业、苏州有色金属研究院等机构任职。“虽然我还是外籍，但回到国内，国家却能给我国民同等待遇。”长海博文撰文回忆道，2011年11月，首批21位外籍人士获得了江苏海外高层人才居住证，自己就在其中。获得这一证件后，他不但能够申请各种各样的国内科研资金、项目，还能在事业单位担任领导职务。长海博文坦陈，“这一点，是对我们海外回来的最大支持。”
各省推出的海外人才居住证制度，亮点之一是将“绿卡”的身份证件功能与当地的优惠政策结合。比如，浙江海外高层次人才居住证，获得者除了可以享受买房、子女教育等相关福利，针对浙江创业的经济特点，持证人还可以技术入股，以商标、著作权、专利等知识产权出资等方式创办企业。
虽然女儿在加拿大成长，但在刘璇看来，她回国读书，最大的优势并非语言，而是在高考问题上。“如果你是外籍，在中国一直读书，你可以在中国参加高考”，刘璇说，关键在于，外籍学生迈入国内顶尖大学的门槛要低得多。
此前北京师范大学留学生办公室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也曾透露，北师大通过自主招生的方式招收留学生，“他们向我们提供有关材料，再参加比较简单的测试。”
不过，刘璇回国，主要并不是为了孩子，而是为了父母。
她是80后，“我们这代人独生子女比较多”，刘璇说，父母现在年龄大了，缺少人照顾，她想过为父母申请加拿大那边的移民，但要求比较严格，父母也不愿放弃中国国籍，他们只好考虑回来，“孩子年龄大一些，她们愿意回去，还可以回去。”
每个人回来的原因都不一样，但对很多老人来说，故土感情确实是很常见的原因。
李佳欣在处理“绿卡”申请时，碰到过很多五六十岁，在国外工作了大半辈子，如今通过“人才计划”回国的华人，“华人有落叶归根的感觉”。
在吸引海外人才归国的问题上，海外华人、华侨历来是工作重点。“外籍华人，是我们引进全球人才的绝对主力和重点人群。”国务院侨办专家咨询委员刘国福接受本刊采访时说，与生在国外的外籍人士相比，华人更容易被吸引回国，他们“对中国有千丝万缕的思乡情结”。（刘璇、李佳欣、王皓为化名。本刊记者陈光对本文有贡献。）
一场特殊的座谈会
2018年3月12日，日本亚洲通讯社社长徐静波作为中国“两会”海外特邀代表在北京铁道大厦酒店，参加一场座谈会。与会者包括公安部、国家出入境管理局、国侨办等机构的官员，目的是听取海外侨胞关于华侨政策的意见。
据徐静波回忆，座谈会现场，一些华人、华侨提到了“华裔卡”的问题。“这个事情讨论了很多年了”，徐静波说，很多华人、华侨希望政府能针对已加入外国国籍，以及长期居留海外的侨胞，发行“华裔卡”，以方便他们回国，在国内办理各项事务。
2016年，北京实施《公安部支持北京创新发展的20项出入境政策措施》时，北京中关村管委会主任郭洪就曾谈及这个问题，他表示，为吸引国际科技创新人才，中关村将试点移民入籍、华裔卡、外籍人员临时身份证制度。
这个消息传出，立即在海外华人圈引发热议。但随后，中关村专门通过媒体公开澄清，华裔卡相关政策尚处于调研阶段，还有待于国务院、公安部等机构审批。
在这次座谈会上，公安部官员再次回应了这个话题。“目前不具备发行条件”，徐静波向本刊回忆道，华人华侨虽然数量庞大，但管理上涉及不同部门，情况比较复杂。公安部官员也承诺，在中国工作华人申请绿卡问题，会降低门槛，放宽条件。而针对华侨回国使用护照的问题，也将会把护照纳入国民信息系统，以保证护照在国内办事能够通用。
“中国的护照其实有两个部门在发”，徐静波说，在这次座谈会上，相关人员也介绍了这个情况，中国人第一次出国时获得的护照，一般是由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发放。出国后，很多人常住国外，护照用完或者到期后，回国不便，通常在中国驻外使领馆换发新护照。因此，中国的护照发放与管理，出现了公安部、外交部两个系统。由于这两个系统的护照信息并没有在国内实现完全联网，因此，很多华侨回国时在住宿、换外汇甚至申办公司等问题上，常遇到很多麻烦。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前半期，一些省市实施了一个出国人员必须注销户口，以身份证换护照的做法”，徐静波介绍道，当时的身份证不起什么作用，许多人都不在意。但现在，这些华侨频繁返回国内，没有身份证信息就非常不便。“我在日本听说过好几次，华侨带着日本人回国考察，到了酒店，日本人都办好入住手续，住进了房间，而这位领队的华侨却因为没有身份证而住不进酒店，因为酒店不认他的中国护照，要求他到派出所去开临时身份证明。日本人看不懂，你中国人回到中国来，怎么还这么麻烦？”
徐静波自己就曾一直被身份证问题困扰，他在座谈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公安部相关人员承诺，要推进解决这个问题。但徐静波也知道，这个事情牵涉不同部门，想要推进，还是要耐心等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