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交好尼泊尔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朝贡政策的转向使得清廷开始认真考虑与西藏周边的国家和地区交好,特别是尚未被英印殖民者完全纳入殖民统治的尼泊尔和不丹等国家和地区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恢复传统的朝贡关系，借以在西藏周边筑好防止英印殖民者的藩篱。
在应对康区瞻对之乱时，同治帝在指示驻藏大臣满庆等积极处理瞻对之乱的同时，要提前谋划西藏西部、南部边疆对西藏地方局势的影响:
“至藏地西南两面及西北界外各部落已多归附披楞，廓尔喀又屡为披楞助兵侵占各处土地。所有抚绥番众，以广招徕，毋令再为披楞诱惑之处,著满庆等会同妥商办理，其藏中边备更宜预为筹划”。
从战略角度来看，同治帝“抚绥番众，以广招徕，毋令再为披楞诱惑之处”的指示还是站在处理藏内骚乱来考虑的，以期为抚平瞻对之乱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但是，相较于以前“蛮触相争”、“拒之弗纳”的态度来说，清廷至少已经开始将一个良好、稳定的周边环境视作一种战略追求。
在同年十月的一份奏折中，面对瞻对事件中屡有法国传教士牵涉其中的情形，同治帝指示“披楞因法国有人入藏传教之信，亦欲来藏通商，其意实属叵测，廓尔喀于去冬遣人来藏复修旧好，其西北各小部落亦愿与藏永作藩篱，著福济"等乘势利导，饬令廓尔喀等永敦旧好，严密防范，以杜披楞窥伺之心”。
在同治帝的要求下，驻藏大臣一改之前对尼泊尔的做慢态度，开始主动与尼泊尔进行交流。在尼方文献中清晰地记录下清廷在这一时期主动示好尼泊尔的一些举动:1860年中国派两名科学家考察尼泊尔的植物并带去皇帝赐予首相钟.巴哈杜尔的礼物。
同年8月，两名驻藏大臣访问加德满都。1862年，中国派三名建筑师赴尼泊尔修缮佛教寺庙，1864年8月-10月，几名中国官员访问尼泊尔考察英国在喜马拉雅的政治影响力。
所有这些事件都表明，清廷通过一系列的努力,确实意在恢复其与尼泊尔之间的朝贡关系。而尼泊尔方面对于恢复中断已久的朝贡关系也是有着现实的需求的。
19世纪60年代以来，英印政府对喜马拉雅政策的转变，特别是通过英锡战争、英不战争等建立其在东喜马拉雅地区的影响力等行为都严重威胁到了尼泊尔。这种威胁不仅体现在政治方面，战后，英印殖民者希冀通过打通印藏贸易的锡金通道、不丹通道等行为都严重威胁到了尼泊尔在印藏贸易中转站的地位。
因此，尼泊尔亟需通过加强其与清廷之间传统的朝贡关系以平衡英印政府在该地区的政治影响力，并希望通过加强传统的朝贡贸易来对抗英印的殖民贸易的冲击。
在中国一系列示好动作之后，尼泊尔也一改拉纳政府的亲英传统，先是于同治元年(1862年)“遣人来藏，复修旧好”，在得知藏内“瞻对之乱”后意欲“助唐古特防剿瞻逆”，驻藏大臣结合尼泊尔之前的种种作为而示以拒绝，而只是“借用大小炮位铅药”。
后首相钟.巴哈杜尔于1866年派出朝贡使团前往北京进行朝贡，尽管1866年使团因为“陕甘回乱”没能到达北京，而首相钟.巴哈杜尔也因此事对清廷耿耿于怀，同治帝通过驻藏大臣得知“前岁廊尔喀贡使回藏，颇露不逊情状”，便著思麟“妥为驾驭，毋使别生枝节”。
恩麟得旨后不仅“派员前往抚谕”，更建议待德泰到任后“借巡阅后藏之便，前赴廓番交界，亲自禁约”,可见清廷对尼泊尔的重视程度。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尽管中尼之间关系因为西藏问题多有齟龉，但由于中尼双方之间共同的敌人一英国人的存在而变得逐步接近。随着中国外交理念的逐步变化，尽管中尼双方之间还以朝贡关系相称，但双方之间的关系由于近代外交理念的引入而逐步发展变化。
(二)《烟台条约》后清廷对朝贡关系的讨论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各国列强获得了自由在中国游历的权利。有感于边疆地区特别是西藏地方长期以来受到英国殖民者的滋扰，清廷就有意识地避免殖民者对西藏的插手和干扰。
尽管受制于英国政府1868年在印度殖民地施行的保守政策，但英国殖民者对西藏的殖民扩张野心一直都没有中断过，殖民者开始有条不紊地实施着侵略前的准备工作一情报搜集。
19世纪60年代，针对西藏的情报搜集工作已经不同于先前“科学考察”、“游历探险”的半官方、半私人的性质,英印政府专门成立了针对西藏情报搜集的“庞迪特”“组织以专门赴藏搜集情报，以为下一步对西藏实施侵略创造条件。
在以英印殖民地为基地前往西藏从事情报搜集工作的同时,英国以及其他西方列强也开始试图从内地的四川、青海等地区赴藏搜集情报。但是由于西藏地方僧尼对西方人强烈的抵触情绪使得他们一直未能通过内地的途径赴藏。
正是在此背景下，1876年9月发生的“马嘉里事件”使得事态进一步恶化。随后，《烟台条约》及《另议专条》的签署不仅明确了英国人前往西藏探路、游历的权利，更要求总理衙门、驻藏大臣、西藏地方政府等予以配合。
条约的签订不仅引发西藏地方僧俗百姓的抗拒，更引起清廷内部对藏事的担忧和讨论。针对英国殖民者对西藏的觊觎，丁保桢等人认为“有布鲁克巴、廓尔喀界连前后藏，足为我藩篱..今常尔喀本遵例入贡,臣服维虔。
惟布鲁克巴久未贡献。此时，若将廓尔喀厚为羁縻，而密饬驻藏大臣，设法修好欲布鲁克巴，阴为外助，则自可以伐英人入藏之谋，此必然之势”。
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在收到“廓尔喀使团无法晋京入贡”的消息后，光绪帝随即指示将丁保桢所奏奏折“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寻奏布鲁克巴、廓尔喀两部界连前后藏，若能设法羁糜，固足为我屏蔽。惟贡献久绝，不能确指为藩属。请饬四川督臣丁保桢相机办理”出。
(三)介入不丹事务借以恢复朝贡关系
在清廷意欲巩固与不丹之间传统的朝贡关系的同时，不丹对恢复、加强与清廷之间的朝贡关系也有着现实的需求。这是因为对于不丹来说，1864-1866年的英不战争带来的确实灾难一领土的丧失、主权的沦丧都使得不丹遭受重大的打击。同时对于《辛楚拉条约》，不丹最为反对的地方在于英不之间的自由贸易。
因此，英不之间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围绕边界、贸易等问题发生了多次纠纷，英国人以不支付补助金等手段加以威胁。英国与不丹之间龃龉不断，加上补偿金问题引发不丹国内长时间的政治纷争,这些都为中国加强与不丹之间的朝贡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从1855年开始，驻藏大臣色楞额多次指派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前去调解不丹国内的政治纷争，由于不丹与西藏地方之间传统的政教联系,使得国内各方都愿意在西藏地方官员的主持下达成协议”。
西藏地方政府官员的调解不仅成功解决了不丹国内各派别之间的政治纠纷，更加强了西藏乃至清廷与不丹之间的政治关系，特别是在调解中强调“此后两边各有土地，人民均宜发奋自强，修明武备，倘值边界有事，尤宜协同，相互救应，以固疆園，而御外侮，允为卫藏藩篱”，更明确了不丹与清廷之间的朝贡关系。
而针对清廷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加强与尼泊尔、不丹之间的朝贡关系的动作，英印政府采取了不干涉的政策。英印政府的不干涉政策一方面与1858年以来英印政府在南亚殖民地采取的土邦政策这一大背景有关。
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其对锡金、不丹的殖民侵略引发了喜马拉雅地区局势的改变,迫使其采取更加保守的策略。英印政府对锡金、不丹的殖民侵略不仅引发锡金、不丹对其强烈的敌对情绪，更引发周边国家和地区诸如尼泊尔、中国的反对。
对此，英印殖民当局是有着清晰的认知的，因此采取诸如不干涉之类的保守策略,整理和消化其对锡金、不丹的侵略成果更符合其战略选择，而贸然的反对和干涉只会激起地区内各方势力的联合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