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斯特尔那斯·艾略特是20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现代主义诗人之一，他在文学界开辟了新的道路，但同时也引起了一系列的争议和批评。他拥有深厚的经典学问、精英教育背景和多语种能力，这些优势为他的诗歌和诗学提供了独特的创新视角。
患病身体的伦理意蕴
艾略特的代表作之一是诗集《荒原》，其中的《荒原》一诗于1922年发表。这首诗诞生于艾略特个人困难的时期，他的婚姻破裂，自己和妻子维维安都备受身体疾病的折磨。《荒原》代表了战后一代人的幻灭情绪。这首诗被划分为五个部分："死者的葬礼"、"棋局"、"火祭"、"水死"、"雷说了什么"，共计433行，融合了七种语言。
艾略特在《荒原》中巧妙地借鉴了杰西·韦斯顿的《从仪式到浪漫》，将其中描述的费舍尔国王和圣杯传说融入诗中，使其与荒原的主题相联系，传达出对宗教救赎的追寻。同时，艾略特还受到詹姆斯·弗雷泽爵士的《金枝》的影响。
这两部代表作对于《荒原》中过去和现在的交织相融具有重要意义。诗中以突然变换的说话者、地点和时间而著称，时而描绘讽刺，时而预言。艾略特以独特的方式开始这首诗，没有任何叙述或介绍演讲者的情况，然后突然切换到玛丽和她的表妹，与之前所描述的天气没有直接联系。
《空心人》对读者来说没有历史借鉴或翻译的问题，但具有很强的指涉性。它是艾略特20世纪20年代末的主要诗作。在战后时期，人们面临着希望和宗教皈依的困难"。《空心人》包含了艾略特的一些最著名的台词："这是世界结束的方式/不是砰的一声，而是呜咽。"
《星期三的火山灰》是艾略特1927年皈依后创作的第一首长诗。它涉及的是当一个缺乏信仰的人从精神贫瘠走向希望人类拯救的斗争。有时也被视为艾略特的"转换诗"。由于他的宗教皈依，与他之前的作品不同，艾略特在这首诗中的写作风格转变为不那么讽刺，诗歌中不再充斥着多个人物的对话。
众所周知，艾略特的作品受到了许多作家的启发，比如但丁、詹姆斯·乔伊斯和埃兹拉·庞德。艾略特曾声称，真正的诗歌在被理解之前是可以交流的。谈到但丁，艾略特说："四十年后，我仍然把他的诗看作是对我自己的诗最持久和最深刻的影响"。
可以说，艾略特的诗歌和散文都是以但丁为框架的。《四个四重奏》的结尾线唤起了《帕拉迪索》中出现的白玫瑰。《圣木》的标题作为他的第一本批评散文集，就影射了这一点。
但丁的《地狱》中的黑暗森林。同样，"火山灰星期三"表达了同样的神圣森林和玫瑰的形象，它指的是宗教的纯洁。杰恩在1991年声称詹姆斯·乔伊斯对艾略特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如此，艾略特还对乔伊斯使用典故和方法的经济性表示钦佩，称赞庞德给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并向他学习如何给出。
在艾略特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他在关于诗人和社会问题的文章中，根据一般的诗学和美学原则，提出了一系列的判断；而且他已经对韵文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对戏剧的批评包括三个部分："伊丽莎白时代的长篇系列文章"、"当代戏剧的评估"、"关于他的诗剧处理的陈述"。
他的戏剧论文集始终与希腊、文艺复兴和法国古典传统联系在一起。不仅如此，他对诗学的一般原理和实验项目很感兴趣，并一直保持着这种兴趣。其他研究多集中于他的政治伦理思想。艾略特的政治思想因其社会状态的变化而具有很大的规模性。
在迈克尔·利文森看来，艾略特将自己视为一个激进的思想家，追问社会生活中根深蒂固的问题，尤其是那些被他人忽视的问题。他宁愿与熟悉的党派和社会党的身份保持一定的距离，当然拒绝政治也不是逃避政治。在艾略特不同语境的诗歌中，伦敦城市形象被一遍又一遍地描绘出来，但大部分伦敦城市都传达了相似的政治含义。
正如艾略特所写的有多少?对他们进行计数。我们几乎不知道那一天的自己，或知道城市，这里的城市指向伦敦，在那里个人无法认出自己或他们所居住的城市。艾略特在文章中嘲讽，所谓的现代民主似乎产生了越来越少的个体。
罗杰·科耶茨基于1971年在艾略特的《社会批判》一书中指出："经常只有两三个短语…足以使人相信他对社会问题的看法是彻底的，或者是高度古怪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在《For安德鲁斯，兰斯洛特》的序言中，艾略特宣称自己已经达到了"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政治上的保皇主义，宗教上的盎格鲁-天主教"的状态。
关于权威和阶级，艾略特提出了很多问题受到一些学者的审视。列文森总结说，"两性相遇"的人物提瑞西阿斯正是能够表达艾略特关于权威的政治思想的例子。提瑞西阿斯既有男性经验，也有女性经验，因此被召来评判乔维和朱诺的论点。朱诺对提瑞西阿斯视而不见，因为他支持乔夫的观点。
然而，约夫赋予了他预言和长寿的力量。列文森发表评论说，艾略特承认私人判断的威胁，但试图建立控制原则的努力仍然不稳定。因此，艾略特在早期还没有与它的政治意义建立稳固的联系，因为他只是让当权者总是"冒险改变它的力量"。尽管艾略特有着舒适的背景和精英的家谱，但他更多地关注上流社会和工人阶级。
在他的诗歌中，上层阶级的特权表现为"遮蔽空虚的外衣"。在《荒原》的"棋局游戏"中，"空心化"是特权个体最糟糕的事情。时间越长，我们对艾略特的权威思想、精英主义、盎格鲁-天主教的了解就越少。艾略特将十九世纪中叶描述为人道主义和革命的时代，一个没有进步的时代，一个逐渐退化的时代。
为了剖析文学伦敦的"死亡"，艾略特指出，现代民主似乎产生了越来越少的个人。在他的经济语境中，亚当·奥维声称，尽管他早期的诗歌关注的是社会阶层，但他最初在伦敦的生活经历使他对经济有了更深的关注。艾略特从他在银行的工作中学到了很多，在他的作品中提出了一些观点。
在《荒原》中可以找到英国生产的商业扩张的证据，包括汽车、橡胶、药品、人造纤维、棉花、饼干和化学品等。"棋局"一章将女人的梳妆台描述为"空瓶子、三明治纸、丝绸手帕、纸板箱"。特雷克斯勒在《语境中的T.S.艾略特》中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艾略特观察到公众对这一时期深刻的国际经济变革的兴趣骤增，呼吁艺术家和文人抵制以经济辩论为特征的科学蛊惑。
病体的政治含义
政治权力是用性别材料来讨论的，艾略特的传记为性别和性的阅读提供了一个区域。说到政治权力下的性别，就要谈论性与婚姻伦理的话题，更确切地说是家庭价值观的话题。关于在救赎的诉求上。一些学者如霍姆斯认为基督徒承认对上帝的义务，因为他们认为性关系不仅仅是两个人的关系，而且还涉及上帝。
在他看来，宗教卖淫在古代被用来庆祝大自然的生育。同样，性也被作为上帝与亚伯拉罕的子孙世代立约的标志。艾略特与薇薇安的第一次婚姻奠定了他与女性身体和性的痛苦和羞辱的纽带，这从他的诗歌中可以看出。蕾切尔·布劳总结说，艾略特通过阐释诗歌的纹理和母题，描述了措辞中的性别和性别的压力，"但通过对他的传记的猜测几乎无法解决"。
当艾略特描绘女性的性格时，他总是倾向于流露出"对女性性能量和权力的敌意、震惊、厌恶和一种迫不得已的受虐狂"(同上)。患病的身体，尤其是女性的身体，与艾略特的伦理思想相伴而生。疾病问题是生命伦理学处理的核心理论议题之一。生命伦理学1已经成为一个涉及多个学科的复杂的、高度跨学科的领域。
《国际伦理学百科全书》给出了"生命伦理学"的定义："它的三个主要分支--哲学、医学和法律--在友好的张力中共存，并辅之以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人文和文学研究、神学、政治学等诸多学科。当涉及到伦理学的话题时，女性与性别应该被很多学者所讨论。
在艾略特早期的诗歌中，"性别"在"普鲁弗洛克"中并不是"自动的、与生俱来的、没有反思性的，而是作为一套复杂的强制性文化期望在社会行为中表现出来"。在艾略特的宗教皈依之前，这一时期诗歌中的女性人物似乎属于某些特定的类别。在第一类中，有欲望的女性追逐永远无法将爱还给她们的男性。
例如，《荒原》中的风信子女孩，她把鲜花抱在怀里，却无法得到男人的爱。除此之外，一些女性人物被描绘为认为性可以是有物质利益的生意。然而，大多数女性只是被男性探索和抛弃的可悲形象。女性的个性在艾略特后期的作品中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火山灰周三》中的女主人公激起了一些意见。一些评论家将艾略特对艾米莉·黑尔的回忆归结为"淑女"，另一些评论家则将这一意象的源头追溯到艾略特在圣路易斯的天主教护士身上。
对艾略特个人生活的研究是其宗教研究的重要基础。艾略特于1888年9月26日出生于圣路易斯，在那里度过了他最初二十多年中的十六个年头。艾略特的美国单一制家庭对他的个人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许多亲戚都曾供职于美国单一制协会，而他的父亲不是部长而是商人。艾略特的母亲是一位学者，他的著作大多发表在单位制期刊上。此外，她还积极参与公共活动。根据Southam2的记载，艾略特于1906年进入哈佛大学，直到1914年，他一直以学生、研究生和助教的身份生活在哈佛大学。
他抵达欧洲，开始在马尔堡大学学习。又因为战争的缘故，他来到英国结婚后，在伦敦金融城劳埃德银行的银行家海盖特学校担任教师。随着改宗英格兰教会，艾略特发表了大量的诗歌和戏剧，并于194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艾略特决定加入英格兰教会是学界对他研究争论最多的话题。
格罗弗·史密斯曾声称，没有他的单一制教养，他一无所有。1957年，瓦莱丽·弗莱彻。库达·安东尼将艾略特的一生分为六个时期进行研究，如《鲍森与欧洲的心灵》《走向荒原》《荒原之后》等。库达总结道：严重的健康问题，对艾略特来说是一个深刻而解放的和平时期
艾略特对治愈病体的探索
按照克里斯蒂娜·豪克的说法，艾略特对佛教核心见解最深刻的表达似乎出现在《四重奏》中。它既揭示了艾略特对佛教原则的深刻体验，也揭示了一些评论家所注意到的他的非凡方法，如卡恩斯的话："一个显然无法回答的问题，我们只能通过比它最初的职权范围所提供的任何更敏锐的洞察力来获得解脱"。
此外，艾略特在《荒原》中大量使用佛教图像。该诗第三节"火的布道"的标题直接取自亨利·克拉克·沃伦对佛陀记载的第三段的翻译。根据豪克的说法，佛陀向他的第一批大众听众---一群崇火的苦行僧---发表演讲。他认为整个宇宙都在燃烧，所以他的目的是说服听众，他们被他们痛苦的根源所吸引。
艾略特的一位伟大的批评家海伦·加德纳说："在那些宗教生活受到基督教传统滋养的人身上，没有任何崇高或狂热的可比较的表达。我也不认为，在华兹华斯和雪莱之后，这种品质常常出现在基督教传统之外的宗教诗歌中，或者一般地出现在19世纪的诗歌中"。
尽管艾略特的一般问题具有普遍性，但它仍然会出现佛教与艾略特工作的深层关联。哈罗德·马卡锡总结说，艾略特将佛教、印度教和基督教著作中的主题汇集在一起的方式，不仅证明了他肯定的催化本能，也证明了他的认可基本问题的普遍性。然而，艾略特三世一再拒绝认为皈依宗教的方式可以轻易地解决或逃避个人的问题。
他警告说，人们已经加入了那个生活在更高怀疑水平上的痛苦的兄弟会，它不再仅仅是想法，而是每天的战斗。对于艾略特的皈依宣言，巴里·斯普尔承认，艾略特的盎格鲁-天主教属于英国圣公会教派，当他对英国文化和社会的想法被一种已经过去的"英国性"所掩盖时，这种"英国性"就不复存在了。
诚然，大量的研究关注于T.S.艾略特的诗歌鉴赏、政治思想、宗教皈依以及个人生活等方面。然而，对于他的诗歌作品中触及到的伦理问题，如家庭价值观和堕胎问题等，研究还相对有限。因此，对于个体身体的性伦理和婚姻伦理的研究是值得探讨的。
同时，关于救赎诉求以及与卖淫、堕胎等相关的争论，也值得深入商榷。此外，可以得出结论，在艾略特的诗歌中很少关注政治对不同阶级的影响。然而，伦理分析和政治研究并不冲突，它们相辅相成。在研究艾略特诗歌中的病态身体时，考虑伦理原则和政治权力对这些身体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本文将特别关注其他研究者和学者较少涉及的伦理和政治阅读角度。同时，病态身体观是政治权力和伦理原则同时作用于艾略特诗歌人物的一个常见视角。因此，本文旨在探索艾略特诗歌中的伦理和政治潜在意义，并逐渐发现艾略特一直在执着地展示他的宗教思想。
观点：
通过对伦理和政治含义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宗教可能是拯救或治愈艾略特及其同时代人患病身体的一种可能方式。艾略特对于伦理和政治的思考，以及对宗教的思考，都表明了他对自己的伦理原则和政治思想的不懈追求。在他的诗歌中，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而深刻的视角，为我们了解艾略特的创作和人生提供了新的角度和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