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安城有东、西二市，各占两坊之地。
东市在轴心大街朱雀街之东第三街（也就是皇城之东第二街街东)，西市在朱雀街之西第三街(也就是皇城之西第二街街西)。
这两街由北至南皆有十三坊，两市所占均为该街之第五坊和第六坊，东西对称，极为整齐。
隋唐长安城建于隋文帝开皇初年，毁于唐亡前夕，凡历三百余年，在这三百余年当中，自始至终，长安真的只有东、西二市吗？
《唐六典》卷20 《太府卿》: "隋司农寺统京市令丞，炀帝三年改京市隶太府寺，京师东市曰都会，西市曰利人……皇朝因之，京置东、西、南三市，垂拱中，省京南市。”
据此，是唐在垂拱之前，长安凡有东、西、南三市，并非只有东、西二市。
《长安志》卷 7《安善坊》：“尽一坊之地为教弩场。”注：“隋明堂在此坊，高宗时并此坊及大业坊之半立中市署，领口马牛驴之肆，然已偏处京城之南，交易者不变，后但出文符于署司而已，货鬻者并移于市，至武太后末年，废为教弩场，其场隶威远将军”。
据此可知，在高宗之后、武后之前，长安还有个中市，位于安善、大业二坊所在地。
安善、大业二坊，位于朱雀街之东第一街街东，东市在朱雀街之东第三街街东，西市在朱雀街之西，三者相较，东市在东，西市在西，中市虽不在东、西二市正中而偏东，但总的来说，它的确是居东、西二市之中，所以称中，是名副其实的。
又长安城从北至南凡有十三坊，安善坊位居第十，大业坊位居十一，说它偏南，也是事实。《长安志》、《唐两京城坊考》虽然只字未及南市，但说中市偏南，将废市年份与前引《唐六典》对照，则《长安志》、《唐两京城坊考》所说的中市，可能就是《唐六典》所说的南市，从而南、中二市实指一市。
正是因为如此，似不能说南市之外，还有个中市。
从而高宗、武后年间，长安也只有东、西、南三市，而以东、西二市为盛。至于南市，因为地处偏僻，不免冷落，以至被废。
《唐会要》卷86《市》: “长安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废京中市，至天宝八载十月五日，西京威远营置南市。”
《册府元龟》卷504 有同样的记载，惟“南”作“西”。
垂拱、长安都是武后年号，天宝是玄宗年号，由武后至玄宗，中经中、睿二宗。
将《唐会要》所记与上段所说对照，似是武后废中市(也就是南市)以后，经过中、睿二宗，至玄宗却又恢复了这个市。
《太平广记》卷436 《东市人》：“开成初，东市百姓丧父，骑驴市凶具，行百步，驴忽语曰: ‘我姓白，名元通，负君家力已足，勿复骑我，南市卖麸家欠我钱五千四百文，我又负君钱，数亦如之，今可卖我。’其人惊异，即牵往，旋访主卖之。驴甚壮，报价只及五千，及诣麸行，乃得五千四百文，因卖之，两宿而死。”
开成乃文宗年号，由玄宗至文宗，中经肃、代、德、顺、宪、穆、敬七宗。
通读《唐会要》及《太平广记》文字，可见此次复置南市以后，延续时间颇久，且透过《太平广记》，还看不出此市被废迹象，因此文宗之后，此市当仍存在。又《太平广记》说到驴、麸行、报价等，似乎该市仍以经营牲畜为主。至于史料提到该市者不多，可能还是因为其地处偏南，比较冷僻耳。
《册府元龟》卷14: "(宪宗元和)十二年四月，命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第五守进，以众二千筑夹城，自云韶门、芳林门，西至修德里，以通于兴福寺。又置新市于芳林门南。”
据此，是长安除上述三市之外，还有个新市，位于芳林门南。查芳林门乃长安外郭城北面偏西之一门，门南乃住宅区，自北向南一共有十三坊。芳林门当门有一条纵贯长安全城的南北大街，这就是朱雀街之西第二街，也就是皇城之西第一街。
西市位于朱雀街之西第三街，也就是皇城之西第二街街西自北向南第五、第六两坊之处，因此，号称长安繁华之冠的西市去芳林门并不算远。
为什么宪宗又在芳林门南增设一个新市?颇为费解。
《长安志》卷7《唐京城》 “芳林门”下注中说: “元和十三年，西市百姓于芳林门置无遮僧斋。”
将此事与上面所说宪宗置新市与筑夹城至佛寺连在一起对照观察，岂新市之设，与举行佛教某种仪式有一定关系。
如果是这样，那么新市就不是一般的市了。
总上所说可见，隋世长安城内只有东、西二市，并有专称，即东市名都会，西市名利人。唐长安则不只二市，不过主要的还是东、西二市，但是已没有专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