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学角度看，《唐吉诃德》展现了塞万提斯对骑士小说的强烈批评。他认为骑士小说脱离现实，缺乏社会责任感，并且在写作上胡编乱造，不创新，不遵循艺术规律。这种批评反映了塞万提斯对当时文学作品缺乏真实性和对社会现实的无视的不满。
塞万提斯对骑士小说的批评
塞万提斯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主张艺术的创作过程是模仿，而模仿不是简单的抄袭，而是通过再现和创造来反映现实世界事物的本质和普遍性。然而，他认为骑士小说并未真正做到这一点，而是在虚构的情节中追求浪漫冒险和幻想，忽略了反映现实世界的必然性和普遍性。
通过《唐吉诃德》，塞万提斯运用了流浪汉小说的情节结构，即线性结构，来讲述主人公的流浪冒险经历。然而，他对此进行了突破，使小说成为一部深刻批判和讽刺骑士小说的作品。塞万提斯在小说中通过唐吉诃德这个荒唐可笑的骑士形象，讽刺了那些自恋自傲、脱离现实、追求虚荣的骑士形象，以及骑士文学中的虚幻和荒诞。
《唐吉诃德》的写作动机是要打击那些对骑士文学盲目崇拜的读者，揭示其中的荒谬和虚假，引导人们更加关注现实世界和真实的社会问题。通过塞万提斯对骑士小说的批评，他试图在文学中探讨现实生活和社会现象，强调文学应该反映现实世界中的本质和普遍性，而不是追求虚幻和幻想。这种自我意识的创作方式使得《唐吉诃德》成为一部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文学经典。
小说上卷前言里说，《唐吉诃德》的写作目的“就是要推翻骑士小说胡编滥造的那套虚幻的东西”。“所谓骑士小说对国家是有害的。有很多雷同之处……荒诞不经，只能供人消遣，而没有教育意义。”
“都是七拼八凑，让人觉得它不是要创造出一个合理的形象，却存心要制造一个妖怪。文笔晦涩，情节荒谬，爱情庸俗，礼仪不拘，还有冗长的战争描写，偏激的谈话，光怪陆离的行程，一句话，全无适当的写作技巧。”由此，我们可将塞万提斯所认为的骑士小说的弊端概括为:一是内容上脱离现实，没有社会责任感，缺乏积极的社会功能。
二是写法上胡编乱造，七拼八凑，雷同，无创新，不遵循艺术规律，艺术水准不高。当然，他并没有彻底否认骑士小说的价值。在作品中，牧师在列举了骑士小说的诸多弊端之后，说它还有一个好处———为创作者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吉列斯比的学术观点与塞万提斯高度一致。
吉列斯比说:“典雅的传奇乃是一笔巨大的文学遗产，这笔遗产是文艺复兴时期所不能忽视的。传奇中大量的历史和神话典故，以及各种主题和模式，为严肃的、‘现代的’论述社会和政治的作品提供了有用的艺术框架。……还提供了一种艺术手段，即作家们可以虚构一个对象，随后以严肃的或戏剧性的手法含蓄地批评他们自己的时代。”
《唐吉诃德》通过虚构的骑士唐吉诃德的三次游侠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展示了16世纪末、17世纪初西班牙现实生活的广阔图景，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的黑暗与腐败，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的矛盾，尖锐批判了贵族生活的腐朽、社会的庸俗与自私，反映了人民的贫困与所遭受的痛苦。
塞万提斯勾勒出从国王到骗子等700多个人物的面貌，描绘了西班牙从城市到乡村的完整画卷，当然，这部小说的批评性还表现在对骑士小说的戏仿———滑稽模仿，对时代文化的一种批评。
塞万提斯对古希腊诗学的继承
塞万提斯有破有立。他不只是在小说中批评骑士小说的种种弊端，还正面提出了具有人文主义色彩的诗学主张。第一，《唐吉诃德》上卷的前言阐述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你只能依靠在写作的过程中摹仿得益。摹仿得越贴切，写得就越好。”
关于对艺术的真实性的理解，塞万提斯认为，即便是虚构的事情，也有必要去追究它的细节和真实性。“编得越接近真实才越好，编得越减少读者的怀疑，越具有可能性才越好。虚构的神话应当与读者的意识吻合，变不可能为可能。”“喜剧是人类生活的反映、世俗的典范和真理的再现。”
显然，塞万提斯在这一创作理念上，在其《诗学》中肯定了现实世界的真实存在，并认为现实世界是文艺的蓝本，即文艺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也是真实的。他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儿，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儿，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
那么，笔记内容的真实性如何呢?塞万提斯似乎很矛盾地说，作者是阿拉伯人，而说谎是阿拉伯民族的特性之一，因而故事里面真话不多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塞万提斯认为历史学家笔记的价值在于为其小说《唐吉诃德》的创作提供了素材和需要的情节。
显然，这是塞万提斯对亚里士多德模仿理论的形象阐述:文学创作与历史著作有着本质的不同;模仿的真实不是对现实的照搬，而是符合必然律或可然律的真实。小说第二部第二十四章还提到唐吉诃德故事的原作者锡德·哈迈德写在页边上的一段话，认为唐吉诃德洞窟奇遇这一章不着边际，超乎常理。
然而唐吉诃德是不可能说谎的。但接着又说道，听说唐吉诃德在临终之前反悔，承认这一段是他编的，因为他觉得在有关他的故事里应该有一段这样的经历。哈迈德还说道，叙述是真是假，由读者判断。实际上，塞万提斯在这里突出了小说叙事的虚构性质。
第二，关于艺术形象，塞万提斯根据对古希腊、古罗马具体作品的理解，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荷马通过介绍他的人和事，已经为我们勾画出了一个活生生的谨言慎行、忍辱负重的形象，维吉尔也通过埃涅阿斯的形象描述了一个可怜孩子的坚毅和一位勇敢机智的领袖的精明。
他们并没有按照这些人的本来面貌描述这些人，而是把这些人写成他们应该成为的那种样子。”塞万提斯的这一观点是对亚里士多德文艺理论的直接继承。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十五章中说:“既然悲剧是对于比一般人好的人的摹仿，诗人就应该向优秀的肖像画家学习;他们画出一个人的特殊面貌，求其相似而又比原来的人更美。”
即文学应按照人应当有的样子来描写。显而易见，在对艺术形象的观念上，塞万提斯与亚里士多德也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
第三，在《唐吉诃德》的下卷前言中，塞万提斯还谈到文学的社会功能，主张文学应具有“讽世”与教育意义，“如果不是讽世与示范相结合，那就称不上好了”。
文学还应当能抚慰人，给人以心灵的愉悦，有娱乐功能。“一部精心雕琢、编排合理的喜剧，观众可以开心于它的诙谐，受教于它的真谛。”关于这一方面，亚里士多德也强调文艺的社会功用，强调文艺的娱乐作用和教育意义。《诗学》第四章指出，悲剧能给人以快感，“人对于摹仿的作品总是感到快感”。悲剧能陶冶人的情感，使之合乎适当的强度，使人借此获得心理的健康。
总之，人文主义作家塞万提斯的文学观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古希腊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诗学的学习和继承。这本来也是欧洲文艺复兴的题中之义。所以，人文主义文学也被称为新古典主义文学。
塞万提斯面对的新问题及其主张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是西方现代意义的小说形成和发展的时期。这就意味着塞万提斯对诗学的探讨不可能只停留在对古典诗学的学习、继承层面。他还必须面对、思考在新的时代语境中，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具有时代特征的一些新问题。
例如，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和商业化问题以及出版审查问题等。在小说的第四十八章中，牧师说，当下流行的戏剧，虽然都是胡编乱造、艺术水准不高的作品，但却受到老百姓喜欢。编剧和演员为了生存和赚钱，只是一味迎合多数人的口味，致使真正的优秀之作得不到欣赏。
牧师还以西班牙人文主义戏剧家维伽为例说明艺术作品的商品化对作家创作所带来的直接影响:“我们这个王国的一位极其幸运的才子倜傥儒雅，谈吐风趣，诗句华丽，妙语横生，言近旨远，总之，风格高雅隽永，蜚声世界，可是他为了迎合演员的口味，除了少数几部作品之外，都没能达到应有的完美的水平。”
维伽，是西班牙民族戏剧的奠基者，被誉为“西班牙的凤凰”。他是一个高产作家，一生写过1800多部剧本，流传至今的有460多部。这里，我们看到塞万提斯对他的同时代的同行的评价———维伽虽是旷世奇才，但是优秀作品不多，其原因是他的创作受到时代艺术作品商业化的影响。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小说提出了出版审查办法:“只要宫廷里专设一个聪明而又谨慎的人，负责在所有喜剧上演之前审查剧本……而剧作家也会格外小心仔细，考虑到他们编的喜剧会受到某个行家的严格审查。如果能这样，就会出现优秀喜剧。”小说第二部开讲之前的《致莱穆斯伯爵》也让读者了解到当时一部小说的问世可能需要的必要条件。
在《唐吉诃德》中，塞万提斯不仅对骑士小说进行了批评，还表现出对当时流行的流浪汉小说叙事线性结构的自觉意识，并在创作中进行了一定的反思和突破。他意识到单一线性叙事的局限性，即使是唐吉诃德这样荒诞可笑的故事，也可能导致缺乏创新和深度，使得故事局限于某种程度的单一性。
为了避免这个缺陷，塞万提斯在小说第一部第四十四章中，通过锡德·哈迈德的自我反思，采取了穿插几个故事的手法。他在上卷中插入了一些其他人物的故事，以丰富整个故事的内容和深度。这些穿插的故事形成了故事的缺口，使得人物可以从小说的线性结构中走出来，让读者更加关注这些故事本身所包含的深刻内涵。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也提到了这一点，认为《唐吉诃德》中的穿插故事为整个小说打开了缺口，使得人物和故事可以在线性叙事中得以呈现，增添了小说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通过这种自觉意识和创作突破，塞万提斯不仅将《唐吉诃德》打造成了一部具有批判意义的作品，而且使得小说在结构上更加多样和富有创意。他的创新在当时的文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探索开辟了新的方向。
观点：
《唐吉诃德》的诗学内涵确实可以归类为“模仿说”和现实主义的范畴。塞万提斯在这部作品中不仅运用了“滑稽模仿”这种后现代主义小说中常见的艺术手法，而且对小说的真实性与虚构性的复杂关系进行了处理，创造了一个具有现实主义特色的叙事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