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她若能早早明白其中道理，那么那个冬天的悲戚就不会成为她生命的句点。
1985年12月8日，张仃的夫人因绝食而不治身亡。
她的病床边坐着那个她挚爱了一生的丈夫，他静静地看着她，既遥远又真切。
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她还是难以想象这个她陪伴了一生的男人，在垂老之际爱上了另一个女人。
荒诞的现实割裂了她的生活，也割断了那根唯一牵扯她生命的绳子。
眼泪流尽，也依旧坚定决绝，她以自己的方式保护着“纯粹”的爱情。
这个女人，叫陈布文，她的名字或许并未被大众所熟知，但她却像《诗经·氓》里的女子一样走完了这一生，将一字一句映刻在现实之中。
陈布文，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她有两个头衔，第一个是作家，第二个是著名艺术家张仃的夫人。
她曾以文谋生，最后却因丈夫的出轨而闻名。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
在20世纪早期，动荡的局势似乎给不甘平凡的年轻人带来了无限机遇，时代造就英雄。怀揣新思想、新理论、新制度的新星们正慢慢脱离旧社会的桎梏，从泥泞寒潭中冉冉升起。
陈布文就在其中。陈布文虽未驰名于今，但她的作品却在当时掀起了层层涟漪。
陈布文敏锐炙热，她笔下的文章无时不刻彰显着先锋女性的态度。她敢于评议时政，敢于追求自由，敢于拥抱爱情。
她将敏锐的情感投掷在字里行间的行文中。在细腻敏感的情感加持下，她的文字让读者看到了挣扎于时代洪流中的女性以及她们所呈现出的女性角度。
1920年，陈布文出生在一个书香人家，她的父亲是一个饱读诗书的秀才，文采出众，又不乏真知灼见，这或许也是她在文学领域极具天赋的原因。
陈布文自小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乖巧恬静的女孩，经受教育后，她更加不满于旧社会对女子的束缚。
1936年，为摆脱家中的包办婚姻，她放弃升学，独身一人跑到南京，用笔杆子在这座城市立住了脚跟。
在那个时代，敢为人先就必然耀眼，很快，文风犀利的作品让陈布文获得了不小的知名度。她也因此被冠上了“小鲁迅”的外号。
在写文投稿的间隙，陈布文也会看其他的作品文刊。
一次偶然，她看到了张仃刊登于报的一幅漫画，画风清奇，内容又不落俗套，陈布文非常感佩这个作画之人的才情智趣，也正是这幅漫画让二人结缘相识。
张仃最擅国画，却因隐喻深刻的漫画而出名。他画风灵活多变，绘画形式多样丰富，涉猎极广。
他同陈布文一样，崇拜鲁迅，热爱文艺。就这样，锦瑟年华的少女与翩翩少年郎一见钟情。在抗战奋起之际，一同利用自己的专长响应着时代的号召。
在初遇张仃的那几年，陈布文还是个至纯至性、自信勇敢的女孩，而在他们以后的日子里，她逐渐压制个性，无私付出，为所爱遮盖住了周身的光芒。
他们共同的友人曾说：“张仃夫人陈布文从事文学活动，头脑黎明般清新，有男性般的愤世嫉俗。和丈夫从延安出来，却显得十分寂寞。可惜了她的头脑和文章。”
1938年，18岁的陈布文跟随张仃来到革命圣地延安。这里，为文采斐然的陈布文打开了更广阔的天地。
随着大量作品的发表，陈布文的写作风格逐渐稳定，这些带有时代印记的文字也为后世文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范本。
画家黄永玉曾说：“陈布文传奇的一生，是与她的创作紧密相连的。”没错，那剥离文学创作后的陈布文呢？那鲜为人知的琐碎生活又给她带来了怎样的悲喜呢？
沉迷于张仃才华的陈布文很快就如愿地成为了他的妻子，她为这个新身份感到无比的欣喜，她选择了看似自由的婚姻，殊不知却被命运玩笑戏弄。
“桑之落矣，其黄而陨”
初到延安的两人很快遇到了他们感情中的一大坎坷——落差。
从相邀作画、闻名遐迩的境遇一下子变成在人地生疏、无人问津的冷遇，这让二十出头的张仃非常泄气。
文章和画作不同，文章普世大众，识字就可鉴赏，况且正值时局动荡，人民需要好的作品抚慰心灵，可画作的地位却大不相同。
战乱四起之际，画作本就无人欣赏，若作画之人不出名，那所出作品将很难会叫座。张仃便是如此。
而此时的陈布文却因延安丰富新颖的写作素材让其作品更加深入人心，扎根群众。她常与丁玲、萧军等同时期在延安的作家畅聊研讨，很快，成为延安文学界的入幕之宾。
她还参加了当时的“文艺抗敌”活动，担任鲁迅研究会的秘书。事业的落差敲打着张仃的自尊，也无形考验着这对年轻人的感情，敏锐的陈布文很快发现了这一问题。
她开始承担起家庭的重任，一面照顾家庭，一面鼓励安慰丈夫。
为了给屡屡碰壁的丈夫找到一个合适体面的工作，陈布文东奔西走，到处引荐，最终得到毛主席的特批，让丈夫当上了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最年轻的教员。
也正是这个契机，让张仃开始转战教育界，为之后的声名鹊起打下了基础。
张仃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做教员时，不仅结识了不少文人墨客，也认识了他后来的第二任妻子——灰娃。
灰娃是一个诗人，她或许在诗学感触上极具悟性，但所出作品确实不多。
在后来灰娃的叙述中，她才是张仃的夫人，二人默契相投，“诗画同源”这个词就是他们爱情最好的注脚。
但彼时的灰娃还是张仃的一个学生。
在1940年前后，延安的文学创作几乎达到鼎盛，有丁玲、萧军、舒群等这样一群文风成熟、文笔老练的作家，还有诸多心怀抱负、为家国积攒力量的政治领袖。
在他们熠熠生辉的光晕下，灰娃更像是一个追光者。张仃与灰娃相恋并不是偶然。他们二人的相识为之后的“移情别恋”做好了铺垫。
初见张仃时，灰娃还是个在鲁艺上学的学生。十三四岁的年纪正是热血沸腾的时候，灰娃就是如此，她很爱参加当时的抗战活动，张仃也会在其中。
在无数次的思想交流中，二人的默契不断提高，观念理想也愈发契合。二人的关系从师生转变为了父女。
灰娃年纪比张仃小十岁，上学期间常以养女的身份出现在张仃的家中。
陈布文对这个丈夫啧啧称赞的女孩也渐生好感，便收养了14岁的灰娃。
“三岁为妇，靡室劳矣”
抗战胜利后，张仃的事业才算真正顺意起来。1949年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张仃则被邀请参与设计国徽，后又参与了不少新中国的艺术设计任务，成为新中国知名的“首席设计师”。
而此时的陈布文也因多年的记者经验，被任命为周恩来总理的机要秘书，业务能力愈发娴熟，事业前途一片光明。
就是这样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新星，在即将悬挂高空、展现光芒之时，又默默沉落于泥土，甘愿被家庭所掩盖。她的才华还未尽数施展，就将热情铺在了柴米油盐的琐碎之中。
后来灰娃和张仃一起在农场工作。他们时常在一处感怀身世的不幸，互为支柱，渐生相惜之情。就这样的朝夕相处，加速了这份情感的变质。
灰娃的出现，不仅让张仃重拾久违的爱恋，也加速了他远离那个为他洗手作羹汤的妻子。一面是理想与自由，一面是传统与责任。
道德理智抽打着欲望，可最终张仃还是选择了前者，就像他与陈布文初识所做的选择一样。
而此时的陈布文毅然辞去工作，独揽家庭的重任，苦苦支撑着家庭的周转。
即便如此，她也不曾向丈夫抱怨，还时常担心因公受累的丈夫会不会因此而意志消沉，闷闷不乐。她利用间隙给丈夫写信，排解忧愁，顶着压力小心维护着这个充满爱意的家庭。
陈布文的婚后生活让她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她甘心退到丈夫身后，操持家务，相夫教子。开始顾及家人的感受，甘愿做生活的陪衬。
她将此归结于责任、成长与爱，可慢慢地她在这些情感中迷失了那个本真的自己。
“及尔偕老，老使我怨”
张仃重回家庭后，已经59岁，对小他三岁的陈布文已经没了当初的感情，聚少离多让两人渐行渐远，可陈布文并不知道丈夫将所爱寄托在了另一个女人的身上。
这单独一方的努力让婚姻慢慢变成了撕扯的关系。陈布文已经习惯了照顾这个男人，凡事都以他为中心，付出不求回报，一切倾注给家庭。
她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家庭主妇，那个在她年少时最不甘心扮演的角色。可奔波在外的男人并不能与她感同身受。
在得知丈夫出轨后，陈布文的天塌了，最后的精神支柱如玻璃般被击得粉碎。
曾经与她情投意合的丈夫，现在却因另一个女人与她恩断义绝。而这个女人还是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养女。
人世恍恍几年，她写下了多少可笑可悲的故事，又见过了多少物是人非的悲凉，这命运到底还是要让她亲历一番，才肯罢休呀！
陈布文回想起初识张仃的那几年，这个男人还只是个名声不显的画家。
经过岁月的沉淀，她陪着他一路走来，见证了他在艺术界的崛起，从默默无闻的失意少年成长到如今的灵魂领袖。
这一切的成就，从一开始就离不开那个在他身后默默付出的女人，到最后，这个披心相付的女人却只落得个惨淡收场的结局。
无论是张仃还是陈布文，他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中都是他人之榜样，业界之翘楚，但爱情面前一切为零。正如罗曼罗兰所说“爱是在爱人的人心里，而非在被爱的人心里。”
即便如此，陈布文也并不悔于自己的无私付出，只是可怜那一腔赤诚所托非人。
晚年已到，本以为偕老之约已然达成，却不想所爱之人的背叛让婚姻成为笑谈，让爱情落于虚妄。
本来这样一个与时代争锋的女子，注定是不会屈倒在男性的野心之下的。
可春光已逝的她，也失掉了奋争博取的力量，面对如此沉痛的现实，她选择了向命运妥协，但拒不低头。就这样，她在绝望悲戚中注视着生命的流逝，留下断生绝念的落款。
1985年，陈布文因绝食而不治身亡，次年，她深爱一生的男人便将女主人的位置拱手让给了新的爱人。
“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
如果，她不曾放弃热爱的事业；如果，她不曾因爱情迷失自我；如果，她不曾坚定决绝地维护所谓的爱情；如果……
现实之中，所有的“如果”都无法成立，陈布文的真实悲哀就是建立在对爱情的痴妄之上，现实如此，哪堪如果？
遥望当年，陈布文的文学造诣让她在人才辈出的中国当代社会中崭露头角，在不问出身、只看才略的大环境下担任着重要职位，这些足见其能力出众，广受认可。
但经过年深日久的时间冲洗后，陈布文这个名字被后人所知最多的也只有是附着在“张仃”名字之下的一段令人感叹的悲切故事。
反观那个被她深爱的男人，却独自熠熠生辉的镶嵌在了历史的星际之上。
